一張老相片的故事

由於當時的人並沒有照全家福的觀念,加上這是一張記錄性質的照片,所以相片中每一個人——不論是大人或小孩,都露出了拘束且略顯沉重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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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添貴傳道師一家(攝於1894年)

圖文◎ 陳建志(台北市)


 

這張泛黃的古早照片應該是家中僅存的歷史最久遠的一張家族照,相片中的人物穿著晚清時期尋常人家的閩南服飾,男性身著短袍棉褲,女性則穿著大襟的女衫。此外,男性成年人是剃頭綁辮,小男童則是頭頂瓜皮小帽。

相片中的兩位成人是我曾祖父陳添貴(桂)與曾祖母,前方的四位小童由右至左依序是我的阿公、阿公的大妹、二妹及大姊。 雖說阿公在世時並沒有替這張相片標註日期,但就服裝及相片中阿公的年紀來推測,攝影年份應該就在台灣的政權即將由清領轉為日治的前夕,即清光緒20年,明治27年,也就是西元1894年。

1894年的台灣社會仍處於光緒台灣府管轄的年代,那是一個反智、反西方科技的年代,因此民間並不存在照相館這種服務業,直到日治時期西方文明大舉進入,才催生了台灣最早的相館。台灣第一家相館是張有琛於1899年在台北開設的「二有閣」寫真館 ( 也有人認為1901年林草於台中開設的「林寫真館」才是全台第一 )。那麼,這張老相片究竟是從何而來? 這個答案其實與相片中曾祖父終生獻身的職業有關。

清領時期的台灣民眾尚不知攝影為何物,彼時僅有來自西方的英國駐台公使與外國宣教師會透過攝影記錄當時的風土民情,而我的曾祖父恰好是由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博士來台傳教十年後在淡水建立全台第一所西式教育機構「牛津學堂」(1872年募款興建,1882年落成),所培育出的來第一批本土傳教師。

根據家族史料的記載,曾祖父是牛津學堂的第一屆學生,1882年9月14日開學典禮時總共只有18位學生。如此少人來就讀,是因為當時基督教仍不見容於台灣主流社會,更何況是由西方人設立的學校。牛津學堂能順利落成招生,除歸功於馬偕博士努力奔走及其故鄉安大略省牛津郡鄉親慷慨解囊外,一部分助力也來自當時同樣設立於淡水地區的英國領事館,有其保護與背書,並對台灣府淡水縣知縣顧鎔施以壓力,才能在當年民間與衙門普遍排洋仇外的氛圍下開始辦學。

曾祖父就讀牛津學堂時才十六歲,等同於現在高中一年級的年紀,不過在那個年代,不論東方或西方,這已是得以研修高等教育的年紀。曾祖父入學的推薦人是他的二叔陳榮輝牧師與三叔陳能傳道師。這兩位叔叔 (也就是我的堂高祖) 是馬偕博士最初的草地傳教時期 (1872~1882年),跟著馬偕冒著生命危險在北台灣與原住民部落四處傳教與行醫的門生。陳榮輝與陳能很早便啟蒙了這位侄兒信仰基督,恰好曾祖父正值求學之際,因此便將他推薦進入了牛津學堂。

曾祖父從牛津學堂修業完畢後(1885年)也成為一位長老教會的傳道師,並在不久後由馬偕主持婚禮,迎娶來自社子島郭氏家族同為基督徒的女子,也就是我的曾祖母。

話題再拉回為何會有這張相片。

在當年封建形態的社會中,長老教會的信眾其實扮演著多種角色。對本土社會而言,這些人悖離了漢民族的價值觀與祭拜祖先的傳統信仰,因此受人排擠與輕視可說是生活中的日常,但同時,他們透過西方宣教師吸收了基督教的神學信仰與西方各種思辨哲理與理性科學,又成了思想與生活方式走在當時社會前端的一群人。台灣早期的基督徒生活在極大的社會壓力下,但他們仍需透過生活大小事的實踐向村落鄉里證明基督信仰帶來的正面影響,因此自然地也成為西方攝影師最容易接觸與記錄的一群對象。

基於這個緣故,當時負責為台灣初代教會留下影像紀錄的西洋攝影師,便為曾祖父一家留下這樣一張難得的家族照。由於當時的人並沒有照全家福的觀念,加上這是一張記錄性質的照片,所以相片中每一個人——不論是大人或小孩,都露出了拘束且略顯沉重的表情。

我的曾祖父在壯年時早逝,得年五十四,但他十分幸運在人生年少的階段就接觸到基督信仰,並在西式的基督學院接受完整的教育,這些不但形塑他本人,更為他的後代子孫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除了寶貴的信仰外,還包括長老教會體系所帶來的民主觀念、長老教會強調的在地奉獻精神以及捍衛自由人權的信念。

感謝主的恩典,早在149年前就差遣馬偕博士前來北台灣傳講福音;也感謝馬偕博士帶領我的曾祖父接受基督信仰,讓這美好的信仰繼續傳承,使我們整個家族都因而蒙福。謹以此文與這張老相片記念與懷想我未曾謀面的曾祖父——陳添貴(桂)傳道師。

【幸福練習】

你家族中是否也有這樣的老照片?拿出來跟晚輩分享前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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